古耜，作家、学者、文学评论家。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200多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、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和散文作品，出版个人著作六部。主编各类文集、书系40余种，文章收入80余种选刊、选集，并作为高中和高考试题。 

　　　　古耜

　　在读书界，“开卷有益”的说法由来已久。从倡导和鼓励阅读的角度，这自有积极意义，但倘若将此视为读书的普遍规律，则无疑失之简单粗疏。因为大量阅读实践告诉我们，在“开卷”与“有益”之间，还存在一个决定性因素，即开卷者自身的素养——开卷者只有首先确立科学先进的读书理念，即解决好为什么读书、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的问题，“开卷有益”方可落到实处，阅读也才能真正成为滋养人类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说：科学先进的读书观堪称阅读生活的灵魂，拥有如此灵魂的开卷者，才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。

　　彭程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读书人。多年来，作为读书报刊的主持人和文艺评论家，彭程始终立足阅读前沿，在畅游书海、坐拥书城的同时，写下一系列与阅读相关的文字。这些文字或针对国内新版图书展开鞭辟入里的品评，或围绕西方经典作家进行别开生面的解读；或分析常见的阅读症候，或阐发重要的书界话题，自是一派寻幽探奥、取精用弘。其中最可谓笔力超逸，也最让人收获良多的，便是作家贯穿和浸透于字里行间的有关读书目的、取向和方法的深入思考与积极实践，即一种植根于丰富阅读经验的读书之道。这种并非多见的精神质地，不仅成就了彭程阅读世界的丰遂与隽永，同时也使承载这一世界向读者走来的作家新著《纸页上的足印》（以下简称《足印》），愈发具有内容的独特性与厚重感。

　　人生需要读书，这大抵算得上一种共识。但要再问一句，人生为何需要读书？答案就会出现差异。在这方面，中国文化传统一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源自宋真宗赵恒，迄今仍被不少人信奉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……”这当中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，不说也罢。另一种说法便是孔子提出的“古之学者为己”之论。他所说的“为己”，指的是充实自己、提升自己、完美自己，强调的是读书与修身的结合，几近后人称赏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彭程对读书目的认知，显然远超孔子。在他看来：“人生苦短，大道多歧，但借助读书，我们可以减少、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耗和曲折，更为直接地抵达或贴近那些真谛。”为此，一部《足印》以从容细致的笔触，解析“阅读让人保持生长”的可能，诠释“读书让人目光笃定”的道理，揭示“读书与做好人”的密切联系，呼唤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的生命境界。于是，读书成为人实现自我升华的重要措施乃至根本路径。

　　然而，作为拥有国家、民族和人类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，彭程又异常明白：读书可以升华自己，但又不单是升华自己，而是通过升华自己来为升华更多人创造条件，或者说是以自我升华来促进社会进步。从这样的观念出发，一部《足印》所展示的阅读天地，便不仅属于“小我”，而且属于“大我”。即在审视个体阅读的基础上，将宏阔高蹈的目光，投向人类共同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与精神问题。譬如：《昆曲复兴与文化守望》透过昆曲的兴衰沉浮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创新发展；《探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诗人的领域》围绕西哲“哲学走向荒原”的命题，阐发现代人面对大自然所应有的诗意精神；《选择善良》重申商业环境中道德的力量；《生命美丽》昭示现代社会仍须珍惜的生命关爱……显然，这样一些文字，不仅深深切入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，而且最终于精神血脉上接通了鲁迅“立人”的主张，直至马克思有关“人的发展”的思路。这时，读书成为人世间的大善和至美。

　　在厘清读书目的基础上，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，便是如何选择并把握读书的取向？对此，彭程自有明确的观点和态度。他一向认为，现代人健康的精神生活应当是清洁的、高雅的、有深度的，而不是在感官的狂欢中“娱乐至死”。如此文化观念投射到阅读领域，便很自然地形成相应的价值坐标，这就是：远离时尚，警惕炒作，同时亲近经典，取法乎上。在前一意义上，作家提醒人们，不可被“流行”“畅销”所迷惑，不可被“装帧”“鼓噪”所裹挟，要相信自己的眼光与感受，相信时光才是检验图书成色的可靠标准（《好书付与时光汰》）。而在后一维度上，作家除了郑重指出“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”，以此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意义之外，同时还在赏读惠特曼、雅姆、帕慕克、波兹曼，以及萧红、易中天等人的作品时，努力发掘并张扬其中的经典元素，诠释经典之所以是经典。这里，值得人们留心一读的还有《为什么不读经典》一文。该篇从当下存在的疏离经典的现象入手，一边检视走近经典的“屏障”，一边盘点生成经典的条件；一边分析经典难读的原因，一边阐述经典必读的理由，堪称对经典问题别有深度的探索，颇具拓展性和启示性。

　　对于严肃认真的读书人而言，确立为什么读和读什么的正确认识固然至关重要，而掌握怎样读的有效方法同样必不可少。在这方面，彭程无意编织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，但透过其紧贴心灵的娓娓道来，我们仍可窥见内中包含的悠然自在的读书门径。首先，彭程读书很少作单纯的观念演绎或兴趣挥洒，而是习惯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，将阅读内容与相关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，展开剖解或对话。譬如：《在童年消逝的背后》指出取消了差异的电子信息环境所导致的儿童心理特征的退化；《从“电子眼”的威力说起》呼吁法律和科技手段更多介入公共道德建设；而一篇《精神的高地》则由高校新生入学说起，把强化大学教育人文内核，进而高扬大学精神的严肃话题，重新摆在了读者面前。诸如此类的言说，使《足印》呈现出清醒的“问题意识”与深沉的人文关怀。其次，彭程读书从不满足于单向度的、被动的了解和接受，而是善于在阅读过程中调动自主性知识储备，进行能动性内容开发。于是人们看到：纪实作品《欧亚远征》背负了人类的潜能与梦想；《死亡的脸》讲述病房里的故事，折射出生命的尊严与人性的暖意；而小说《冷山》的“七年之旅”，则再次证明即使在信息时代，成功的文学写作仍然需要精雕细刻、锲而不舍的精神……凡此种种，使诸多作品及其阅读过程变得充实和丰富起来。

　　“鸳鸯绣出从教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”那是古人的说法。彭程恰恰相反，他在书海的寻幽探奥，正可作金针度人。